在承认物权法中的公用物存在的国家，如法国、意大利、日本等国，在其民法典或有关特别物权法中，公用物既包括直接为一般社会公众使用的物，如河湖、海滨、矿藏等自然资源，又包括道路、桥梁、机场、码头、公园、风景区、图书馆等人造公用基础设施。
（《爱国论》）他为康有为但当言开民智，不当言兴民权之说而惊讶，直陈其与张之洞之言，甚相类也。一盏灯、一斤肉、一瓶酒，无不有税。
这些都以其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而载入中国现代化的史册。（《上陈宝箴书论湖南应办之事》） 梁启超所谓 开官智、开绅智、兴绅权，旨在让有财产有知识的官僚士绅群体在社会政治变革中发挥作用，如同郭嵩焘当初介绍的西洋君主之国大政一出自议绅，最后达到兴民权。他甚至提出要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徐显明：人权观念在中国的百年历程，《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第3期。作为新一代得西学风气之先的士大夫知识分子，维新派主张开绅智，即以从近代西方引进的新文化新观念新思想，取代支配士大夫缙绅阶层的传统纲常伦理意识形态，在此基础上开议会、兴绅权，以达到通过行宪制约皇权，实现变法改革的目标。
笔者愚见，自由、民主、平等、博爱或兼爱究竟是普世价值，还是属于人权的普遍原则，这一类围绕不同表述方式甚至只是同一外文词汇不同汉语译法——如universal，universalism，universality译为普世、普适还是普遍（主义）——的争论，实际上没有什么意义。王先明：士绅阶层与晚清‘民变——绅民冲突的历史趋向与时代成因,《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1期。然则谓我中国今不如古则有之，而妄谓中不如西也可乎？[37]对于这种深具近代中国特色的附会立宪文化，作为立宪派先锋旗手的梁启超后来评论道：畴昔谈立宪、谈共和者，偶见经典中某字某句与立宪共和等字义略相近，辄摭拾以沾沾自喜，谓此制为我所固有。
它是‘在容忍强大的君权的同时导人立宪制而形成的政治原理。当立宪派向国人附会地宣传说，立宪政治其实系中国固所自有的时候，还有多少人会去认真思考立宪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既然立宪与祖宗之制原本无异，那还犯得着冒杀头之罪去向西方国家引进立宪政体么？其次，立宪派的附会手法人为地制造了古今之争，对于近代中国的立宪运动而言，由古今之争产生的阻力和障碍未必比中西之争要少些、小些。至于汤寿潜，除了在《宪法古义》中极尽附会之能事外，其在《危言》一书中附会亦俯拾皆是，如他附会十足地说：天学、物学、化学、气学、光学、电学、重学、矿学、兵学、法学、水学、声学、医学、文字、制造学等学，皆见我中国载籍。产业自由—英国三大自由，田地居其一，不据法律不能夺。
此条规定将法官以外的各级官员人事任免权授予君主。与此同时，他还积极参与立宪运动，成为清末立宪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19]参见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37页。四、《宪法古义》：附会的释义庚子乱后，救亡无术，立宪之说，腾于朝野。6.宣战、讲和、结条约之权—外交变幻贵乎独断，财政、商约必关议院。《易经》、《尚书》、《礼记》、《中庸》、《春秋》、《论语》、《孟子》等先秦时代的经典著作是《宪法古义》最主要的参考文献和思想渊源。
今流俗相沿，动言老吏断狱。[8]同年12月，江浙立宪派在上海组织预备立宪公会，汤寿潜当选为副会长。【注释】[1]参见张千帆：《中国百年宪政历程的反思与展望》，《法学》2008年第4期。汤氏这段话意在告诉我们，赋予并保障国民权利的近代西方宪法思想在古代中国已然存在，《宪法古义》就是为证明这种存在而作。
《易》称开物成务，作成器以为天下利。7.统帅海陆军之权—大事惟戎，将兵将将，虽不临阵，厥权无恙。
[34]同前注[31]，王栻主编书，第1568页。此外，本谨案将原本为天子耳目的元朝御史台比附为西方的议会实乃汤寿潜因附会而不得不写下的不得要领之言。
不宁唯是，《宪法古义》卷三还确认国民享有近代立宪政治所认可并保障的所有宪法权利，汤寿潜心中所预设的宪法赋予国民言论自由等13种类型的基本人权，这是他呼吁和向往真立宪的又一组强有力的证据。这意味着《宪法古义》中的宪法将国家武装力量领导权授予了君主一人。[32]康有为不但不承认通上下之情的议院系西方国家的新创之治，而且视其来源于中国传统经义之精。它站在否定君主专政论的视角，极力主张依法治国的法治国家论。[34]1905年出洋考察五大臣之一的戴鸿慈在其出使日记序言中写道：我观西国，其重视主权也良至，凡百职司，权必归一，而下此服从焉，未有以分权而能治者也……进而论之，则今日文明诸国之政治，皆吾国所固有也，莫不有其真相焉。1890年出版其成名作—《危言》，比早期维新派思想家郑观应早4年喊出了惊世并警世的危言，汤寿潜维新思想家的名声由此确立。
1886年，汤寿潜投奔山东巡抚张曜做幕僚开始其政治社会活动。当然，其中的起诉权和鸣愿权指的应该是同一种权利即诉讼权或曰获得权利救济的权利。
相反，它是君主权力几乎不受限制的君主集权宪法，是君主权力依然至上至尊的、虚假的君主立宪宪法。《宪法古义》卷二规定议院代表全国，汤寿潜对此规定的核心提示是：表全国人，非专表选举人。
君主为一国之代表，故有对外之实权。敢问集民使言与召集议会究竟有多大的可比性？古代集民乃是君主率性而为，是恣意的、临时的，而西方议会则是常设机构，不依君主之喜好而存废。
从汤寿潜的核心提示上看，其中的尊信自由应该是指通常所称的宗教信仰自由。[29]柏杨曾指出：中国每一个王朝几乎都有文字狱，这是极权政治的特色之一，不过都是一些偶发事件。中国传统的政制思维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23]无知情权的庶民何来参政议政能力呢？此外，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但值得指出的是，这种附会手法并非汤寿潜的发明或专利，相反，清末立宪派里运用附会手法宣传立宪思想，化中西之争为古今之争的大有人在，一时之间附会的立宪文化蔚为大观，试举几例为证。
而本身自主即是人身自由权，除非违法否则人身自由不受限制。马迁作史，力陈武帝之非。
《宪法古义》除在卷一中将上述十大类权力授予君主外，还在卷二行政大臣一章将国家行政权授予君主。3.无责任—无责之责是谓法律。
[15]见《宪法古义》卷二行政大臣。从其全书行文格式及所述内容来看，《宪法古义》更像是一部用中国传统经典文献解释汤寿潜心中理想的近代君主立宪宪法的著作。
原来谘议局这个名目，看看象个新鲜得很，其实不是什么外国法子，还是我们中国古老法子呢。《书》曰‘任官惟其贤，《礼记·王制》‘大国三卿皆命于天子，次国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是任官之权当归君主也……。据此，可知该书撰成于光绪27年即1901年。[4]《汤寿潜史料专辑》仅仅收录了汤寿潜《宪法古义》序言和目录，参见政协浙江省萧山市委员会文史工作委员会编：《汤寿潜史料专辑》,1993年印刷，第465 ～ 468页。
中华民国成立后，汤寿潜被任命为交通总长，但他推让未就。[41]每一个个体的尊严和价值都是最高的，在宪法面前人与人都是不分贵贱、完全平等的人权主体，此乃受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浸淫的立宪派即便可以理喻也难以一时全盘接受的西方立宪要义。
[36]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浙江图书馆编：《辛亥革命浙江史料续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3页。卷一元首之权利页篇幅最短，卷二议院之权利15页次之，卷三国民之权利20页篇幅最长。
我们中国顶正经的书是‘四书五经，诸位虽不是读书人，也多晓得‘四书五经的名目，如今我且引出几句古话来，当个注解。在谨案中，他说：苏忿生世为周司寇，至东周未替，则刑官不独终身已也，且从而世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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